怀念创立摩擦学泰斗---乔斯特(H. P.Jost)博士
                                                                  ——纪念乔斯特博士一周年

创立摩擦学并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科学泰斗、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主席乔斯特博士离开我们已有一年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四年前在意大利都灵召开的第5届世界摩擦学大会期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偶尔还会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一）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30年前，参加在伦敦召开的《摩擦学：摩擦润滑与磨损50年》国际学术会议时。这次会议是纪念1937年在伦敦召开的首届润滑学术会议和“Jost报告”发表21周年。我和他只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他对我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十年后，我再次来到伦敦，参加第一届世界摩擦学大会，并代表国际摩擦学理事会副主席郑林庆先生，参加在大会前一天晚上由乔斯特博士主持召开的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会后，我向他递交了郑先生给他的信，建议今后由当时任中国摩擦学学会主任委员的薛群基研究员接任国际摩擦学理事会副主席。我同时也作了口头表述，他当即表示同意。

我和乔斯特博士密切的交往是在2002年8月我担任第6届摩擦学分会主任委员和国际摩擦学理事会通讯理事之后的十多年间。我们几乎每隔一年都要见面一两次，主要是我参加国际摩擦学理事会的工作会议和世界摩擦学大会。至于我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就更加频繁了。我和他从工作上的联系到建立深厚的友谊，那还是在我担任分会主任委员的后期和担任分会的顾问委员会主任之后。在此期间，他对我国摩擦学发展的关心、支持与帮助表现得更加突出。

乔斯特博士和我国摩擦学的关系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从‘有缘分’到‘有感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8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第二年，根据协议，英国派出了第一个访华科技代表团，即1979年由他和英国国家摩擦学中心主任罗博茨(W. H.Roberts)博士率领的、由6人组成的英国摩擦学代表团。他们在两周内访问了北京、上海、武汉等5个城市中从事摩擦学研究的科研院所和工厂，作了30个学术报告，参加了多场座谈会，我国参加这些活动的有600多人。他们向我方赠送了100多种有关摩擦学的书刊和资料。最后，还向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摩擦学研究和应用的具体建议。他们的访问是在我国摩擦学分会成立刚一个多月之后进行的，因而对我国摩擦学初期的发展起到了及时而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次访问也给乔斯特博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保存着这次访问的有关文件，在30年之后，他还将其中的两份文件的复印件送给我。1984年6月，他和罗博茨博士再次率领英国摩擦学代表团访华，促成了我国摩擦学学会正式加入国际摩擦学理事会，并由当时任我国第二届摩擦学学会主任委员的郑林庆先生任国际摩擦学理事会副主席。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作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客人，乔斯特博士曾经来我国访问过4-5次，但都没有和我们摩擦学分会联系过。因此，从2002年我担任分会主任委员以后，曾先后3次邀请他来我国访问。

2006年，作为国际摩擦学理事会的成员，我们分会响应他的号召，组织了两次纪念摩擦学创立40周年的活动，即9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纪念摩擦学40周年的学术会议和10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英摩擦学研讨会。借此机会，我邀请他来参加第一个会作报告，或参加第二个会的开幕式，他都因国内外的活动安排不开而没有来。但他分别为第一和第二个会发来了长篇书面讲话（译文发表在当年《润滑与密封》第9期）和热情洋溢的贺信。2008年9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第5届中国国际摩擦学大会。年初，我和会议主席雒建斌教授联名邀请他来参加大会并讲话，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我将在这次会上作大会报告，介绍我国不久刚完成的摩擦学工业应用的调查，他对此内容感兴趣，所以很快就回复接受邀请。会前，在7-8月他曾两次给我来信，告知因他的夫人严重摔伤、在家养病，他只能参加1-2天会，并征求我的意见，希望他在开幕式上讲些什么？然而，就在开会前的半个月，我突然接到他的来信，得知他的夫人已住院做手术，后来又严重感染，必须转院隔离至少8-10周，因此，他不能来北京了，我感到非常失望。大会结束后不久，他再次来信，十分遗憾地说：他盼望了好几个月想参加这次大会，并打算详细了解我国摩擦学工业应用调查的情况。为此，他特地向我索取我的大会报告。

（二）

乔斯特博士从1966年创立摩擦学之初，念念不忘并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一件事就是摩擦学的工业应用。他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应用摩擦学已有的知识和成果以获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通过事实以取得用户和社会的认可以及政府的支持。因此，当我在2006年11月告诉他，我们已开始了全国性的摩擦学工业应用调查，并将在第二年年底完成后，正式出版一本中国版的“Jost报告”，他听了非常高兴。

2008年2月初，他向我建议：在2009年5月组成一个中国摩擦学代表团访问英国，以作为对1979年第一个英国摩擦学代表团访华30周年的回访。我立即与当时任分会主任委员的雒建斌教授商量，我们一致同意他的建议，组成由我们两人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薛群基院士、李健研究员、戴振东教授和朱旻昊教授。后来，当他看到我在2008年9月北京国际会议上的大会报告中提出了“绿色摩擦学”的术语和概念后，又进一步建议：将这次访问的主题定为“绿色摩擦学”，这样可引起各方面更大的关注。于是，我们也开始围绕这个主题做准备，代表团的每个成员都认真准备了一个与工业应用密切有关的学术报告（李健研究员在出访前因事未能成行，但他的报告仍按原计划由其他成员代为宣读）。

现在回想起来，乔斯特博士对我们这次访问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的，而且，他的期望值相当高。早在我们访问之前，他在来信中曾多次和我谈到：当前中英两国的摩擦学在学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工业应用方面，摩擦学现有知识与新知识的创造者和用户之间的联系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他认为，我国的摩擦学工业应用调查报告将是改变这种现状、提高用户对摩擦学价值的认识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他还希望通过我们的访问，使他们的政府了解绿色摩擦学的效益并采取实际行动。因此，他从2008年就开始精心筹划，对我们访问的日程和活动做了十分细致而周到的安排。特别是在访问的第一天的上午，在国家科技与培训部大楼为我们组织了首场小型报告会，参加者只限于有关政府部门的官员、主要的工程与能源等科技机构的高层次人员和著名企业家，约20-30人。他还专门向我交代，我的主题报告《中国的摩擦学工业应用与绿色摩擦学》可不限时间。对于我们的访问，他还特地请英国科技大臣Lord Drayson和我国驻英大使傅莹发表了书面欢迎词。我们访英期间在伦敦的那几天，他几乎天天都陪同我们，直到访问结束、回国前一天我国驻英使馆科技参赞为我们饯行的晚宴。在他的精心策划下，英国工程技术协会摩擦学网编辑出版了题为“30周年与绿色摩擦学”的书面和电子版的报告，将我们这次访问的使命与活动介绍到国际摩擦学界。

一个月后，他又来信说，要把我提出的绿色摩擦学的概念进一步推向全世界。不久，他把他即将在当年9月召开的第四届世界摩擦学大会上作的开幕词《绿色摩擦学——一个满足经济与环境需求的领域》的初稿发给我，征求我的意见。在这篇开幕词中，他重点将绿色摩擦学的定义和目标以及我国摩擦学工业应用调查的成果郑重地介绍给国际摩擦学界。他这种谦虚的作风和发展摩擦学的事业心与紧迫感使我十分感动，也感到惭愧。早在2001年初，我就在洛阳召开的一个摩擦学研讨会上提出了绿色摩擦学这个名词和它的概念，但我却没有像他那样，积极倡导在我国发展这一新领域，并推向世界。从2009年到2010年，他在推动绿色摩擦学的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和引领工作，以至有些人以为是他开创的绿色摩擦学。为此，他来信向我明确表示：“每当有人把我的名字和绿色摩擦学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我总是告诉他们，你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术语的人”。可以说，发展绿色摩擦学是我和他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和基石。

（三）

2009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我们的调查报告，即谢友柏院士和我主编的《摩擦学科学及工程应用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摩擦学在工业节能、降耗、减排中地位与作用的调查》，我当即送给他一本。他很重视这本书，想尽快介绍给国际摩擦学界，以推动各国的摩擦学工业应用。为此，他自费花了约3500英镑，通过我们国内的一家翻译公司，把该书译成英文。他也曾想在国外出版，但没有办成。他告诉我，一般出版社只看重书的学术价值，而不愿出版这种调查报告。2013年，在意大利参加第5届世界摩擦学大会期间，他将调查报告的英文稿的复印件送给我，并对我说：如能在国外出版，影响会很大，不出版很可惜，对国际摩擦学界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回国后，我和谢院士商量，建议高教出版社联系在国外出版。最初联系的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虽然同意出版，但前提是要乔斯特博士同意在书的封面上署名。乔斯特博士认为，这种要求很不妥，也不合法，因为他本人并不是英文稿的翻译者，坚决不同意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后来又联系了荷兰的Elsevier出版公司，他们认为书的内容很好，但要求补充新的调查内容。我和谢院士认为，这份报告是一份历史性的文献，必须保持原貌出版，我们不同意作任何修改和补充。于是，在国外出版这份调查报告的想法最终还是落空了。为此我总感到有负于乔斯特博士的一片好心，但他不仅表示理解，而且，还感谢谢院士和我主持和组织了这次调查，并主编和出版了一本极好的调查报告。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我国摩擦学的关心和关爱以及对国际摩擦学发展高度的责任感。

（四）

2002年8月，我担任摩擦学分会主任委员后提出的第一项工作目标就是：要使我国摩擦学走向世界，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2005年10月，在青岛召开的摩擦学前沿研讨会上，我将上述目标进一步具体化：（1）努力实现我国学者获取国际摩擦学界的最高奖—摩擦学金奖的零的突破；（2）积极申办第5或第6届世界摩擦学大会。后来，在我担任分会的顾问委员会主任之后，又再次提出：实现这两个目标是我国成为摩擦学强国的最低要求。近10多年来，在向这两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我始终得到乔斯特博士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摩擦学特有的情怀。

2007年初，我向他询问了摩擦学金奖的有关事项，并强烈地表达了我们中国摩擦学界问鼎此项摩擦学最高奖的愿望，而且我认为，中国学者获此奖项有助于增强评奖的国际性。他很快就作了详细的回复，说他也十分关注此事，并在2005年底访华时，曾经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中国工程院提出过这件事。不知什么原因，这两个单位既没有向他提出推荐的建议，也没有与我联系。我当时作为摩擦学分会的主要负责人对此一无所知，因而失去了在我任期内推荐候选人的机会，并使我国学者问鼎摩擦学金奖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五年。2009年9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4届世界摩擦学大会第一天上午，在大会报告的中间，他突然把我约到会场外，请我帮他解决一个难题，即确定摩擦学金奖的中国学者候选人。后来，我和当时任分会主任委员的雒建斌教授推荐了薛群基院士为2010年摩擦学金奖的候选人。为了使成功评选上的几率更大，乔斯特博士要我给他提供几个熟悉薛院士的海外学者的名单。但2010年摩擦学金奖最终为美国学者F.E. Talke教授获得。不久，他又要我提供更多的了解薛院士的海外学者的名单，使薛院士可进入2011年的评选。正是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薛院士终于成为2011年摩擦学金奖的获得者，实现了我国摩擦学学者获此金奖的零的突破。在评选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前，他就在第一时间向我通报了这一喜讯。

2014年初，乔斯特博士主动向我谈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认为在中国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摩擦学的机构，一个是在兰州的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另一个是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前者已有一位摩擦学金奖获得者，后者也应当有一位。为此，他要我为他提供有关候选人的材料。在他看过材料并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后，7月10日给我发了一封要我暂时保密的信件，并要求我作为他的一位老朋友，帮他对摩擦学金奖的候选人做出决策。后来，推荐温诗铸院士参加2014年的评选。但当年评上的摩擦学金奖获得者是澳大利亚的 G.W.Stachowiak教授。在乔斯特博士的支持下，温院士顺利地进入了2015年的评选，在整个评选的过程中，他也是一直非常关心。在2015年10月底，当评选委员会通过温院士为2015年摩擦学金奖获得者、而尚未正式公布时，他就打电话到我家中，告之这一结果，这是他和我交往几十年中唯一的一次打电话到我家中。后来，他受评选委员会的委托，特地来信感谢我对他们评选工作的协助。其实，我非常清楚，在薛、温两位院士参加评选的整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刻，他及时的帮助和指点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温院士评上金奖的前三周，他一直在家养病（肺炎）。由此可见，他对我国摩擦学事业的感情有多么深啊！

大约在2009年第4届世界摩擦学大会前后，乔斯特博士几次向我提出，希望我国申办第6届世界摩擦学大会。我向当时任分会主任委员的雒建斌教授转告了他的这一愿望，并建议积极响应。2010年10月，经分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正式向国际摩擦学理事会提出申请。他非常高兴，并对我说：“我认为中国最适合举办世界摩擦学大会，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早不提出申请？”。他还建议我们主动请遴选委员会主席K. Holmberg教授和其他委员来北京做实地考察。同时，他向我表示，在不影响他本人的公正性的前提下，他会帮助我们。后来，他还给我许诺：“如果你们申办成功，只要我还在世，一定会在大会上致开幕词”。2013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第5届世界摩擦学大会前一天晚上的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以高票通过了中国北京举办下一届世界摩擦学大会的决定。我很高兴，我长期为之努力的第二个目标也终于实现了。而他也终于看到了，中国摩擦学学会没有使他失望。但我感到更加惋惜和遗憾的是，他再也不能实现对我许下的诺言了。

（五）

通过近十多年来我和乔斯特博士在工作上的密切交往，我们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按他的说法，我们是老朋友了。其实，他比我长14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2013年，《Friction》主编雒建斌教授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委托我聘请他任杂志的荣誉主编。他很痛快地欣然接受，并说了一句使我感到意外的话：“你提的任何要求，我都会答应”。事后，我也很理解他的这句话，因为他很清楚，我从来没有也决不会向他提出任何涉及我个人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这句话再一次体现了他对我国摩擦学的深厚感情。他曾经两次对我说过，他作为第一个外国学者获得中国摩擦学学会授予的杰出贡献奖感到十分自豪。

乔斯特博士在他生前办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几乎耗尽了他最后的精力的一件大事就是筹划摩擦学创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2015年12月中旬，他在第一时间就以密件通知我，2016年3月2日将在白金汉宫由菲力浦亲王主持纪念‘摩擦学50周年’的招待会，拟邀请我参加。紧接着又连续两次发来邀请。我当时非常矛盾，因为那时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不适于在寒冷季节长途乘飞机。所以，考虑再三，只好十分抱歉地谢绝了。随后，我就去海南休养，但没有告诉他。2016年1月底，他来信询问我的身体状况，问我能否参加纪念活动？我感到非常为难，一方面是我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另一方面是即使我能去，可能回到北京也来不及办签证了。所以，我最后还是让他失望了。而我当时却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的预感。因为我知道，自从他患肺炎后，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他在准备2016年1月的国际摩擦学理事会的工作会议时，就曾经对我说过，他已感到身体相当疲惫，他毕竟已经是95岁的高龄老人了。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在伦敦气候暖和的时，我一定要专程去看望他。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愿望了。3月6日，我给他发了一封祝贺50 周年的贺信，但没有接到他的回信。不知是他身体欠佳呢，还是因为我没能参加纪念活动而太使他失望了？由于我没有参加这次纪念活动，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和他见面的机会，以至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本来还有一次与他见面的机会，因为在5月11日，我还接到通知：考虑安排乔斯特博士在6月8日，在英国Southampton的先进摩擦学国家中心(Ncats)召开的纪念摩擦学50周年以及绿色摩擦学研讨会和第8届中英摩擦学研讨会上，作一个关于摩擦学的经济效益和摩擦学的未来的主旨报告。可是在5月27日，我再次接到通知，他将不在这次会上作报告，而推迟到以后进行。没有想到，他就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天永远离开我们了。

乔斯特博士是国际摩擦学界的一位以事业为重、执着追求、道德高尚、全心全意献身摩擦学的科学伟人，也是我们中国摩擦学界最尊敬的朋友。在怀念他的今天，我们要努力做好他生前一直倡导而尚不满意的一件事，即，大力推进摩擦学的工业应用，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以获取用户以及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每年的新年前夕，我和他都会互致圣诞贺卡，而每次他都会特地给我寄来一张有中国传统风格的贺年卡。所以，在怀念他之际，我也特地按我国的传统习俗，向他补送上一副挽联，以寄托我的哀思：

推陈出新，创立摩擦学，名垂青史。

献身科学，奋斗五十载，誉满乾坤。

                                       （2017年6月3日于北京）